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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亲本到配资]艾滋冲击城市:深圳福兴路那些发廊里的女孩们

时间: 2020-12-17 09:11| 作者: | 来源: 炒股配资

发廊妹这个群体被界定为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,对其教育、干预迫在眉睫。福兴路是深圳市发廊聚集的一条街,每当入夜,这里烛影摇红、满楼红袖的场景,总是在夜色中透出些绮丽。

这种场景在国内几乎每个大都市都已见怪不怪,但如果要问发廊这个行业究竟规模多大,从业人员来自何方,有多少人从事性服务,只怕没有一个市民能说得清楚。

甚至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,这也一直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。一方面,这是需要打击的对象,另一方面,它们已经在都市生根,不容忽视地存在着。

正因为这一点,5月10日,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公布的《亲本到配资》引起了轰动。这本综述深圳经济社会状况的蓝皮书,首次公布了对当地发廊的一份调查报告,尽管全书530页,这份调查报告仅16页,却成了最大的热点之一。

这一举措无疑在全国开了先河,并随即引发了各地乃至境外不少媒体的关注,在深圳更是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。

实证是调查的最大价值

在蓝皮书副主编乌兰察夫眼里,“调查报告最大的价值,是提供了大量实证数据,对深圳发廊业的现状作出了准确描述。”

“在这里,发廊妹的定义比较特殊。”课题组成员之一的蔡于茂解释,“特指用美发、按摩作为掩护,提供性服务的那一类。”

蔡于茂是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、市性病防治中心的医师,这次调查,就是该院6位医师共同完成的,共耗时两年,对深圳53家发廊的382名发廊妹进行了跟踪调查。

作为1999年启动的中-英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合作项目之一,这次调查的课题正式命名为《亲本到配资》。“这是一个医学项目,”蔡于茂告诉本报记者,“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发廊妹的性病艾滋病知识、态度、信念、行为等现状,积极探索针对该目标人群进行预防和干预的有效方法。”

课题从2000年正式启动,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发廊妹,”课题组成员罗斌医生说,“她们有很强的戒备心理。”

第一次去调查,3个医生选择了罗湖区布心路的一家发廊,手里都拎着一个包,包里装着安全套、性病艾滋病宣传资料、牙膏、笔记本之类的小礼品。出乎意料的是,发廊妹都拒绝了医生赠送的安全套,“我们不做那种事的,不需要”。医生们赶紧解释,“这安全套不是给你们的,可以送朋友啊。”有了这个遁词,发廊妹将安全套一抢而空。

“当初设计了4种接近的方案,”罗斌医生说,“一是通过朋友介绍,二是通过公安部门和防疫部门,三是直接表明医生的身份作宣传,四是先洗几次头,熟悉一点再作宣传。后来证明,还是直接亮明身份效果最好。”

在调查中,医生们很注意细节,“例如你坐下时,不要在椅子上垫报纸,”在罗斌医生看来,“这个群体十分敏感,任何不当的细节,都会招致她们的反感,从而损害调查的准确性。”

克制不必要的好奇心,同样是医生们要经常提醒自己的事。罗斌医生告诉记者,“课题组要求的态度是尽责,不评判,不挖掘,不歧视,平等相待。”医生们的调查内容只涉及发廊妹的人口学特征,性病艾滋病知识水平,危险行为、性行为情况、求医现状及使用安全套情况。

“大众对发廊妹这个群体的印象,许多只是推测,”课题组一位医生认为,“通过调查,我们修正了一些谬误。”

曾序春医师就曾提到,此前很多人认为,发廊妹开始卖淫要经历一个非自愿到自愿的渐变过程,但调查后惊讶地发现,只有少部分是这种情况,更多走上卖淫或变相卖淫的女性是“一步到位”,在离乡外出时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资讯准备。首次卖淫的动机,主要是找不到足以跟卖淫的收入相当的工作。在那些新近来到深圳卖淫的小姐中,很多人是通过先来的同乡姐妹介绍,才找到卖淫的场所与工作岗位。所谓“贪图享受”才卖淫,其实只是一个传说。

通过这次调查,课题组获取了大量数据,得以对深圳的发廊业状况作出一个整体性描述。例如,接受调查的发廊妹中,从事该工作平均时间为两年,最长为20年,其中未婚者占77.5%;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24岁,最大者40岁,最小者17岁;文化程度以中学和中专为主,分别占54.41%、29.86%,其他依次为大专(7.47%)、本科及以上(3.38%)、小学(4.79%);发廊妹84.95%来自农村,9.95%来自乡镇,5.10%来自城市。

尽管蓝皮书副主编乌兰察夫认为,“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,调查的方法和内容不尽如人意。”但毫无疑问,这次调查使社会大众对发廊妹的状况,有了基本的实证数据。

艾滋冲击城市?

发廊妹这个群体被界定为性病艾滋病高危人群。洪福昌医生说,“当性传播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时,就标志着其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。”

性病对艾滋病有强烈的诱发作用。防治经验证明,如果能够控制性病发病率,该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也会随之减少。但从调查结果来看,发廊妹群体的健康状况堪忧:在被调查的382名发廊妹中,曾经患过性病的占66.02%,在出现症状后继续有商业性行为的占59.92%。

发廊妹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也让调查人员十分担心。使用安全套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有效方法,但发廊妹却不这么认为。14.32%的发廊妹从来不用,30.34%的发廊妹偶尔会用,10.19%的发廊妹约有一半时间会用,45.14%的发廊妹每次都用。而只有25%的发廊妹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性病艾滋病。

发廊妹在商业性伴侣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时,只有约一半的发廊妹不同意性服务,而和自己的男朋友和丈夫性交时,则几乎不用安全套。

在怀疑自己患性病后,发廊妹的求医方向往往不得其道。调查报告这样归纳:“她们畏惧政府综合医院医生寻根究底的登记及冷眼相待,这最终会导致江湖医生大行其道,而使得性病不能彻底治愈。”

面对这些严峻的数据,课题组多次表示了他们的担忧:“目前艾滋病人主要是以吸毒人群为主,通过共用针具感染艾滋病。但国外的经验是,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已逐渐过渡到性行为,我国目前这种途径正在不断增多。”

正在这种背景下,调查报告将性病艾滋病防治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。

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,深圳单身人口比例较大,性释放度比内地大。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,从1992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,2001年前每年疫情增长速度缓慢,2002年病例却忽然成倍增加,从2001年的74例一下子翻到了172例,2003年达到了191例。

罗斌医生从1990年开始在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工作,“当时门诊极少遇见艾滋病人,而现在则是常事了”。现在让医疗界共同担心的问题是,前些年艾滋病高发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,但艾滋病的下一轮冲击波则对准了城市,如果不对高危人群积极干预,将大大加剧艾滋病的传播。

“当艾滋病只是在吸毒人群里面流传时,你还感觉离你很远。但是如果在性服务者里传开后就危险了,谁也不能担保你的性伴之前没有接触过艾滋病毒携带者。”课题组成员罗斌说。

“危险与每个人都相关,流行到一定程度,像针灸、输血、口腔检查、外科手术,都会成为感染途径。”在洪福昌医生看来,对高危人群的及早干预已经迫在眉睫,“这些亟待领导层重视”。

在完成发廊妹状况的调查后,慢性病防治院现在又启动了对宾馆、桑拿、娱乐场所等地高危人群的干预项目,并在三个社区试点展开干预行动。

洪医生认为,“国际上的经验已经证明,哪个地区重视越早,采取的干预行动越多,在这场艾滋之战中胜算就越大。”

深圳的勇气

尽管此前国内已有不少公开出版物涉及类似发廊妹的话题,但作为社会科学院这类权威研究机构来公布某地发廊业状况,无疑带上了浓厚的“官方色彩”,深圳的这次调查在国内属首次。

这次的尝试,看来很大程度出于乌兰察夫的“个人行为”。他2000年从内蒙古调来深圳,2003年他主持出版的第一本深圳经济社会蓝皮书,就因为调查了机关干部思想状态而引起广泛关注。

“要突出问题意识,”乌兰察夫这样解释他的动机,“蓝皮书不能变成文件汇编,更重要的是分析社会的难点、热点,倡导和支持学术上的争鸣。”

乌兰察夫认为,“蓝皮书”与“白皮书”性质明显不同,“白皮书”代表政府的声音和立场,而蓝皮书则是专家、学者、实际部门工作者的个人意见,“不代表政府、单位甚至编辑部的观点”,在这个平台上,可以各抒己见。

深圳市方面对此次发廊妹调查表现得十分大度。乌兰察夫告诉记者,“从目前反馈的信息来看,没有任何的不良评价。”

“对于存在的社会问题,最好的处理办法是面对它。而只有进入了公众的视野,问题才可能尽快得到解决。”在乌兰察夫的眼里,“这也应该是政府的基本心态,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,而深圳无疑有这种勇气。”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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